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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利的刺激、制度的不合理、监管的缺位、公司治理与股东结构的混乱，让刚刚重生的基金业再次行走在危险的边缘

　　2007年，中国基金业年满10岁。

　　“10年来，基金行业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无疑是现在最被投资者认可的行业，其规模已达到1万多亿人民币，发展速度非常快。几乎10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100年的路程。”王连洲感慨地说。他是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组首任组长、华夏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基金业最好的见证人。

　　起点是1997年11月1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这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第一个法规。翌年，华夏、南方、华安等5家第一批试点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

　　“那时候基金的规模很小，只有区区十几个亿。”王连洲向《中国企业家》回忆说。以后起起伏伏，曾经辉煌过，也曾经心酸过。在王连洲的描述中，“最困难的时候，卖基金都得求爷爷告奶奶的，请人喝酒都不知道喝醉了多少回，就是少有人买。很多封闭式基金折价率都到了40％－50％，不像今天，还有溢价。”

　　联想到今天老百姓排队购买基金的盛况，王连洲不断地感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一时彼一时啊！”在他看来，基金是随着大势走的。当时为什么卖不出去基金？就是股市不强。

　　现在则不同了。股市从2006年探底后就一直走牛，上证指数一举攻下2000点、3000点、4000点大关，整整涨了3倍。2006年是中国基金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丰收年。以有一年期业绩的79只股票型基金为例，有74只基金净值在2006年的增长超过100％。截至2007年5月底，沪深两市证券账户总数突破1亿大关，“基民”(基金持有人)的数量也超过了2500万户。2007年初，嘉实基金创造了一日之内募集419亿份的纪录。4月，明星基金公司上投摩根的新基金发售首日吸引了900亿资金认购。

　　在希腊神话的描述中，“白银时代的人蒙神恩宠，终身不会衰老，也不会为生计所困，他们没有痛苦，没有忧虑。”——这听起来很像当下的基金业整体状态，然而在这一片太平盛世背后，也许基金业的另一面与王小波在其小说《白银时代》里对其内涵的反向描述更为接近：“白银时代的生活其实并非幸事，事实上无可忧者无可虑者才是最可忧可虑的。而且白银时代的人也并非真的无忧无虑，而是他们的生活与思想已被限制在一个框框之内，从而失去了忧和虑的自由与可能。”

　　从黑幕到灰幕

　　2006年10月，前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韩方河涉嫌利益输送被有关部门“带走”。韩方河是基金业的元老人物，自1998年6月华安基金成立就一直掌舵该公司。中国第一只开放式基金的推出，跟他当年的努力息息相关，因此被誉为“开放式基金第一人”。

　　3年前，股市还在低位运行的时候，韩方河接受过记者的采访。那时候的他，正带领公司全体员工大刀阔斧改革华安的基金经理管理制度、投资决策体制以及内控和风险管理制度。他给记者讲述了“挥泪斩马谡”的故事，还介绍了华安基金的“108个风险控制点”。然而，当牛市来临的时候，他自己却突破了公司的内控体系，倒在了自己设定的“死亡线”上。

　　韩方河由上海社保案牵出。上海电气和福禧投资旗下的沸点公司分别持有华安基金公司20％的股份。有消息称，韩方河可能与基金公司为张荣坤高位接盘，涉嫌利益输送有关。据称，华安基金的上述操作使张荣坤等人获得巨额收益，并以这些资金入股华安基金，从而使韩方河在华安基金获得股东、董事会更多的支持。

　　2007年5月，“唐建老鼠仓事件”再次引发基金行业地震。风头正劲的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上投摩根接到中国证监会就该公司成长先锋基金经理唐建调查初步结果的有关通知。随后，上投摩根发布公告正式辞退唐建。由此，唐建成为了中国基金业因“老鼠仓”而被查处的第一人。

　　中国证监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唐建自担任基金经理助理起便以其父亲和第三人账户，先于基金建仓前买入新疆众和的股票(其父的账户买入近6万股，获利近29万元，另一账户买入20多万股，获利120多万元)，总共获利逾150万元。

　　韩方河、唐建事件，不禁让人联想起过去的“基金黑幕”，他们操作的手法跟过去相比有颇多相似之处，即基金存在“倒仓”、“坐庄”、和其他机构“共同建仓、高位买入股票”，为其它机构“锁仓、接仓”等行为。

　　在为基金立法的王连洲看来，哪个行业出问题都是难免了，关键在于出了问题如何对待它。2000年基金黑幕闹得沸沸扬扬，对其后基金稳步发展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从那以后，基金公司都设立了投资决策委员会、风险控制管理委员会，每家基金都有一大套体系；证监会基金部也不知下了多少个文件，颁布了多少规定，从指引到规范，哪儿出漏洞就治理哪儿。但实际上，基金利益输送、老鼠仓的问题在行业里是一个连续性的问题。”

　　“唐建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个！”王连洲加重语气告诉记者，很多人问他老鼠仓是不是潜规则，他说，“虽然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在干，这样对大家打击太大，但最起码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是长期以来证券市场难以根治的顽症。”

　　“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制度再完善，也不能滴水不漏，总是有空子，而人人都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第二，尽管违反制度，违反操作，惩处力度也不够。”在王连洲看来，人性的弱点就像马克思说过的，“人只要有300％的利润，就不惜冒绞首的风险”，而现在的问题是，违法的成本太低。“我们没有看到对唐建的起码处罚——冻结其账户并没收违法所得。过去基金黑幕的时候也没有，现在也没有。”

　　王连洲认为，由于执法不严，而牛市行情中每天投资都有可能赚到几十万、几百万，对大家的诱惑力太强了。上市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投资群体之间都可以结成联盟，利用内部消息炒作股票，这样一来，参与老鼠仓的几率也增加了。

　　可以预见，被辞去公职的唐建将来还是资本市场的一条“好汉”，正如基金黑幕时代被“处理”过的前博时基金经理蔡明等人一样。后者如今已是私募领域赫赫有名的干将。

　　在记者的采访中，有不少基金行业中人为唐建鸣冤。他们反问道：“比唐建大得多的老鼠仓利益群体多的是，为什么不处理他们？”“国际上基金经理是可以买卖的，而我们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交易所的同志都可以买基金，为什么基金从业人员买卖基金股票的政策就不能出台呢？”

　　“像唐建这样的基金经理，如果一年收入就是200万元，那还用得着做什么老鼠仓吗？”一位匿名的基金公司副总告诉《中国企业家》：“老鼠仓的事情说白了，你想想，都4000多点了，但是基金从业人员买卖基金的规则还没有出台，这就像治理洪水一样，你要疏堵结合，如果你光堵不就造成悬河了吗？正门不开，就会有人搞邪门歪道。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中国证监会在唐建事件后已经考虑基金经理都可以买自己的基金。对此，王连洲的看法是，这是基金从业人员的基本权利，但特殊职位要有特殊的限制。“比如要有相应的披露制度和报备制度。”他说。

　　基金经理高流动

　　“基金公司目前的最大压力第一是人才，第二还是人才。”晨星中国基金研究中心主任黄晓萍表示。随着轰动一时的博时旗下著名基金经理肖华离职转投私募以来，长盛基金投资总监闵昱、建信基金研究总监蒋彤、工银瑞信公司投资部总监江晖、富国基金投资总监助理徐大成等一大批优秀的基金经理相继转投私募，“公”转“私”已成潮流。

　　业内人士甚至摸出了这样一种规律：在公募基金公司做了五年以上的老基金经理做私募去了；做了三四年的基金经理奔合资公司去了；再有的人就是去别的公司升职当投资总监去了。

　　激励不到位被公认为是公募基金经理流失的根本原因。据某基金公司的一位资深人士介绍，一般基金经理平均每个月收入2-3万元，一年的税前收入约20-30万元，此外再加上年终奖。该人士所在的公司最好的一个基金经理是做货币基金的，年终拿到200万元奖金，而大部分基金经理正常情况下每年年终奖在100万元左右。但在基金经理看来，自己的收入与付出、管理基金的规模、所赚的收益仍严重不成正比。

　　“基金公司多为国有企业，机制不行，高管一般都拿死工资，给你那么多，老板怎么办？”该人士表示，私募基金当为持有人赚取的收益超过规定比例时，基金经理可以参与分红的分配制度，是吸引众多知名基金经理集中投奔私募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牛市中更加突出。

　　深圳一家私募基金近日更是打出了千万年薪招聘投资人才的广告。该公司对外宣称，有意与基金公司经理、证券公司经理或投行经理开展合作，计划用于激励合作者的奖金超过1亿元。这家私募基金公司称，无论从什么渠道为该公司盈利，公司按盈利部分的百分比给经理人提取，具体提取比例为10％—30％不等。